听说这一届年轻人不关心隐私?|腾研识者
2019-03-25 19: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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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朱悦  来源:腾讯研究院 

编者按
Instagram、快手、小红书……这些晒自己个人生活应用正在风靡流行,似乎说明这届年轻人是热衷于自我暴露,甚至是放弃隐私的新兴人类吧?有人因此开始高呼——隐私已死!然而,本期腾研识者朱悦用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研究成果告诉你:这一届年轻人不仅是隐私的倡导者,还是隐私界缘处的高超“舞者”,将这一道德资本玩转于股掌。那么,这个结论对于互联网公司也有鲜明导向——商业发展与用户隐私并不矛盾,甚至相辅相成。

作者 | 朱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大纲

  • “独立王国”的国王,亲密关系的“探险者”
  • 数据显示:越年轻越爱改隐私设定
  • 平台与隐私:说一个新的故事

隐私是否已死,或隐私是否将死,这是近年来互联网监管者、从业者及研究者争辩最激的议题之一。彼此截然相反的论点并不鲜见:例如,有从业者曾断言:“人们越来越倾向和不同的人分享各种类型的信息,(隐私)这一社会规范正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1];又如,有学者主张:“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的日益集中……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人的独立、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侵扰个人生活的手段也日益发达,故对隐私的保护更为重要。”[2]

解答以上问题的要义,在青年一代对待隐私的态度:若年轻人仍重视隐私,类似“隐私将死”的修辞便缺乏依据。借未来之名,行窥探之实的行径,亦终将遭受反弹[3]。如果后来者确实乐于分享自己的身份、喜好或行踪,瓦解隐私的过程,将不会面临多少阻力[4];最后,如果情况更加极端——置身于“全景监视”的年代中,年轻人或许已完全忘却了“不受窥探”的生活的形状。瓦解隐私,不仅不会面对阻力,甚至可能显得“理所当然”[5]。

本文的主旨,即是为以上问题给出初步的回答。倚借定性层次材料,第一节总结青年一代在隐私方面的特征。第二节从定量角度探究青年一代的隐私偏好。第三节探讨了如此论点对当下及未来互联网产业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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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王国”的国王,亲密关系的“探险者”

青年一代是否更注重隐私?近40年的相关讨论,鲜能脱逃阎云翔教授的一系列调查及总结:无疑,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一代的隐私观念在增强。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他指出:“在许多家庭里,后生小辈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开辟了同辈人的独立王国…..

相比之下,许多老年村民怀念过去的南北炕和全家人挤在一屋的热闹”[6]。年轻人也愈发频繁向父母主张隐私——调查中,因父亲安排来客借住其卧室,儿子如此抱怨:“我爹真糊涂……他要让人到我屋里休息得先问我”[7]。

隐私所致冲突,并不因青春期结束而相应消弭。在同一著作中,阎云翔发现:“对于自由独立的私人空间的追求,是促使当代农村青年夫妇与老人分家的主要社会原因”[8]。

渴求私人空间及相应的隐私的动力,又可进一步归入两点:一是夫妻之间“发展感情与亲密关系”,二是“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自作主张”[9]。接受访谈的村民,几乎都对着访谈者“大吐苦水”:在(大家庭聚居)的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着你,一点儿都不方便![10]”。

田野观察所见的“隐私逐日增强”的论断,是否足够普遍?青年身上的许多时兴“标签”,或可充任验证[11]。近两年陡然走红的“佛系”,其中烛照的,便是年轻人重视且善于经营隐私的一面:喜独处,按自身节奏行事,等等[12];近来,此类标签已进一步细化——比如,95后的几大特征,即包括“状态三天可见”、“不熟别关注我”、“外向型自闭”,等等[13]。细看之下,全是一道道清晰划分的、私人生活的“界线”。即使在集体宿舍,青年学生们也要设法隔出空间[14]。

一以贯之于阎云翔教授的观察:“状态三天可见”等特征,易与“分家”等问题一道,归于“追求私人空间的隐私”之列[15]。相比之下,自“外向型自闭”等标签中折射出的隐私观变迁,则显得更加微妙:所谓“在外人眼里,他们成熟稳重”,但背地里“和最有意思的人社交”、“能浪出一朵花来”[16]。相比简单的“不受窥探”、“保守秘密”,“后浪”一代,似乎已是隐私领域的娴熟“玩家”:藉灵活管理信息、藉选择性地分享那些没有必要和他人分享的行为、观念及情感,积累可堪花销的“道德资本”。

“朋友之间、爱侣之间,彼此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亲密。个体分享那些没有必要和他人分享、也确实不为其他人所知的行为、观念或情感,是为亲密。通过赋予个体这一(选择性分享)的权力,隐私授予我们得以在友谊及爱情中“花销”的道德资本……”[17]

这一点同样没有遁出研究者的视野。确实,青年一代沉溺社交媒体,在之上倾诉许多过去世代厌于谈论的内容:爱与分离、恨与叛逆、性与禁忌,等等。这也是主张“隐私已死”者所乐于依靠的论据[18]。然而,深入调查后,学者们发现:大部分青年人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藉精心编织的暗示、细致调整的可见设定与后续的个人交流,他们藉公开场合发表的内容,表达并推进最为私密的情感[19]。乐见隐私者与善使隐私者,彼此身影正日渐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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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越年轻越爱改隐私设定

定性分析常携来鞭辟入里之见;不过,涉及较大范围内的比较时,定量分析仍具备独有的优势:样本较多、易于分析、易于比对,等等。目前,针对隐私观念的研究,题材可大略划为以下两种:其一,直接询问受访者在意隐私的程度。如此方法简单易行,但也受制于观念调查中可能蕴含的一系列缺点;其二,研究者亦关注“使用隐私设定的频率”、“对隐私相关知识的了解”等相对客观的变量,并与第一类调查所得结果对比[20]。

已有少量研究较系统地检视不同世代间隐私观念的差异。其间代表作,当属Hoofnagle等三位学者的调查[21]。针对全美各地1000余名具代表性的受访者,三位学者询问了十二个隐私相关的问题:从对知情权、删除权等权利的态度,到阅读隐私政策、擦除Cookie等行为的频率,再到是否及为何对隐私侵犯忧虑,均为问卷所覆盖[22]。大致以十岁为间隔,原文将受访者分为六组;对每一问题,作者均分别统计了不同年龄段的回答情况。

青年一代对隐私远非“漠不关心”。以“是否阅读隐私政策”为例,回答“频繁”的比重约是14%,恰与社会整体的平均水平相等;至于“是否忧虑”,青年一代回答“频繁”的比例为33%,恰与65岁以上组别持平;总之,在绝大部分问题上,青年人和老一辈的答案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23]。原文进一步指出,在理解以上数据时,还应注意以下发现:相比中老年受访者,青年人显著倾向于高估“法律对在线或线下隐私的保护范围”[24]。

Blank等三位学者对“牛津大学互联网调查(Oxford Internet Surveys,简称OxIS)”数据的相关分析,亦颇具影响力[25]。具体而言,2003-2013年间,每两年一次,相关研究机构追踪访问全英各地2000余名受访者,其中包括以下与隐私相关的题目——“你以何种频率,更改社交网站账户的隐私设定?”。在跨代比较观念时,具广泛代表性的追踪数据相当珍稀,甚至近乎“绝无仅有”。三位学者的研究,也因此具备颇为独特的参考价值。

受访者大多使用社交软件,且遍及各年龄段;不同年龄段受访者间更改隐私设定的频率的差异,即可部分反映不同年龄段间隐私观念的差异。结论相当简明:愈年轻,则更改隐私设定愈频繁。以2011年情况为例:18-24岁之间群体,有80%曾于近期更易隐私设定;随年龄上升,这一数字几乎单调下降。在50岁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不到60%[26]。三位作者还比较了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类似调查,结论一致:越年轻,则越经常调整设定[27]。

多份样本数量更少或样本范围更窄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结论。比如,数篇藉Facebook抽样的定量研究发现:年龄与隐私观念间不存在单调关系。随指标选取变化,隐私观与年龄的关系亦随之变动;此外,年龄与“是否知晓或使用隐私设定”间,常存颇为密切的联系[28]。汇总已有诸定量研究的元分析则显示:相比15岁左右群体,30岁左右群体可能才是披露敏感信息的“高危人群”[29]。总之,就目前证据而言,年轻一代并无抛却隐私的迹象[30]。

3

平台与隐私:说一个新的故事

除定性描述及定量统计外,“用手投票”或“诉诸市场”,也是验证题目的方法:故事可能失真,取样可能偏颇;相比之下,亿万用户“我手写我心”的选择,常成为界勘用户观念的准绳。青年一代占据主导的社交软件领域[31],隐私这一“母题”的身影尤其突出:一方面,与隐私相关的理念,贯通于“国民应用”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类似“社交,生于约炮”的总结,同样折射出隐私观念之“水位”的“起伏”。从市场角度考察,结论未有出入。

坐拥约9.4亿月活跃用户,微信当之无愧于社交领域的“国民应用”[32]。仅就软件设计而言,已有学者提及:“相比其它平台,(微信)对用户自主及隐私赋予更多尊重”[33]。因相对灵活的分组可见功能,用户投诸微信更高水平的信任及亲密,并因此更加乐于使用微信[34]。另一典例是所谓“三天可见”——据开发者称:“作为一个设置里面的开关一般来说用的人是很少的……但这是微信里面最多人用的一个开关,超过1亿的人把这个开关设置了三天可见,三天可见是一个用户的强大需求,他希望是这样子的”[35]。

相比“误打误撞”,注重隐私的设计理念,似能更好地解释微信所采取的设计。开发者关于“功能取舍”的多次讲演验证了以上结论:比如,微信本可显示用户的在线状态,但开发团队并没有这样做[36];再如,微信本可效仿Whatsapp等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聊天软件,为消息设已读回执,但团队也没有加入这一设计[37];又如,微信本可照搬QQ,加入类似“振动屏幕”的强提醒功能,但开发者宣称,“一定不会用粗暴的方式去提醒用户”[38]。

再进一步,事涉产品设计之哲学,或对用户群体的理解时,隐私在其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以下表述皆来自开发者:“我们要给人撒谎的机会”[39],“你的朋友圈的每一条信息都是你精心挑选过,对于美化你自己是有帮助的”[40],等等。将以上语言与隐私之理论对照,彼此关联呼之欲出:无论是合乎通常理解的“保守秘密”,还是更加微妙的“情感管理”,都在“国民应用”的设计理念中据有一席之地。相比偏重合规的传统视角——保护隐私,约等于“不出事”,隐私于此处扮演的角色更为积极——尊重隐私,即是成功模式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论,亦与针对社交领域的俏皮总结相合。所谓“生于约炮”,既可理解为“满足生物本能的冲动”,亦可理解为“对隐私保护的分寸拿捏合适”[41]。实际上,在包涵前一解释的同时,后一解释也照顾到了“本能”说未触及的角落:“缓冲带”或“护城河”的设立,既给予用户安全的体验,又为嗜求“本能”者出击提供了保障;“本身”的引动,不过是隐私保护的自然后果的一部分[42]。如此,相比仅重“下半身”的归因,缘“上半身”于自主、情感及隐私方面的需求探求,或许将更加切中肯綮。

无论是社交领域的“龙头老大”,还是针对社交领域的“坊间传闻”,其中都投射出隐私的密切影响。对愈发精细的隐私设置的渴求,以及各类充满“人际交往缓冲带”的应用的兴起,隐私于青年一代之“主场”的如此渗透,已足以反驳针对“隐私已死”的各种流言。如此现象,也与多位企业中主管隐私合规的高管之言论遥相呼应:“大概几年以前,我们问消费者,‘你们有多注重隐私?’,答案是‘完全不看重’……现在,(关于隐私的诉求)俯拾皆是,数量之多,之前完全无法想象”“……近六、七年来,市场已经变了”,等等[43]。

如此,我们或可对未来作一大胆展望:伴随“隐忍欢脱”“自在随我”的青年一代逐渐成长、占据舞台焦点,按他们已然习惯的表达及交往模式设计产品,将愈发成为未来互联网最鲜明的导向——需要距离,那就屏出距离;索求空间;那就架起空间。当生活的舞台拉开帷幕,搭建舞台者,无疑将因此获得丰厚的回报;当脸与之上的面具愈发趋同,让面具戴着更“舒服”一些,也将逐渐成为值得孜孜求之的刚需。总之,我们应当期待:常被认为侵犯隐私者,日益转型为隐私的“守护者”。

4

结语与展望

自定性、定量及“诉诸市场”三个角度,本文总结了青年一代在隐私观念方面的变化。尽管已有的工作仍存许多可改进之处,证据的总体效力亦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方面的分析仍达到了一致的结论:青年一代对隐私的重视程度至少与其他群体相若,甚至可能更强。此外,他们在“操弄隐私”方面显得更加熟稔:一方面,他们更加频繁地更改隐私设定;另一方面,与更改设定相关,他们亦颇善于选择具“缓冲带”的应用,并以此培植亲密关系。

如青年一代仍将十分重视隐私,甚至将更加重视,“隐私已死”的蜚语自然无法维持。实际上,如果后一前提成立,隐私将不再是“垂垂老矣”,而是“初升朝日”。看待隐私的视角,或许也该相应移易。

隐私,不再意味着繁复的条文、挑剔的核查与天价的罚款,也不仅仅意味着获取用户信任、进而推进企业所欲其它功能;在此之外,面对日益炽热的对隐私的需求,以及对自主及情感关系的追逐,供给隐私,本身即足以作为商业之核心。

隐私不再象征商业发展与用户的敌对,也不仅仅是作为企业“跳板”的合规;在新的故事下,保护隐私将逐渐演变为其主旨,企业亦将逐渐演变为隐私的设计者,与建筑师。

-- END --

参考文献:
[1] 语出扎克伯格。相关报道见于《卫报》,链接如下: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2] 请见王利明. 《隐私权的新发展》.人大法律评论 1 (2009): 1-27.
[3] 对诸如“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等修辞的缕析与评论,参见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Blackstone, 2019.
[4] 对类似观点的简述,可见Hubaux, Jean-Pierre, and Ari Juels. "Privacy is dead, long live privacy." Communication of ACM 59, no. 6 (2016): 39-41.
[5] 对这一“晦暗未来”最深刻的描写,当推Frischmann, Brett, and Evan Selinger. Re-engineering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6] 见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 家庭和亲密关系, 1949-1999》.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7] 同上。
[8]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家庭中,核心家庭的比例亦大幅上升。如此现象验证了阎云翔教授对农村的观察。相关调查数据,请见马春华, 石金群, 李银河, 王震宇和唐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 2 (2011): 182-216.
[9] 同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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