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谭天论道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毕业于梭尔邦大学经济法律系，在巴黎索帮神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博士学位。1979年迁居美国，成为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通信技术与社会讲座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荣誉教授，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都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卡斯特尔还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卡斯特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学者，他对传播学的研究是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传播学最好的研究恐怕不在纯粹的传播学家哪里。

卡斯特尔的著述很多，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他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

尽管三部曲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那么发达，但卡斯特尔对网络社会的研究已具有许多前瞻性的解释。正统的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大多沿着信息——技术——媒介的思路来进行，往往陷入技术决定无休止的争论当中。其实，技术与媒介之间还隔着不少东西呢？如媒介组织、社会资本等。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很重要，但纯粹的技术是不起作用的。而卡斯特尔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很少用“传播”这个词，而是使用“连接”这个词。这与当下社交媒体和社会化传播所鼓吹的“连接一切”一脉相承。除了社会学之外，他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对信息社会进行解构，这也使得他的视野更为开阔，解释更为深刻。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里，卡斯特尔分别从技术、经济、文化等视角讨论网络社会中的空间和时间，他认为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他还提出流动空间的概念及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电子信息网络，第二个层次是网络的节点与核心，第三个层次则是构成这些的空间组织。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网络、节点与组织。卡斯特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网络社会的时空观也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他把网络社会看成是流动的而非静止，而无时间之时间则是否定之否定。

如果把《网络社会的崛起》看作一部经济学著作的话，那么，《认同的力量》可以看作一部政治学著作。卡斯特尔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与民族，权力与制度等问题。与国内学者盲目的把互联网视为民主的福音不同，卡斯特尔以批判的目光看到民主的危机，进而指出需要重建民主。卡斯特尔不是一般的美国学者，而是一个出身于欧洲的美国教授，因而他研究的视野不局限于美国，也不受制于美国精致的实证研究。当然卡斯特尔也不是纯思辨式的，他也十分注重收集数据与案例，书中案例遍布世界，有的甚至来自第三世界。

卡斯特尔在前两部著作里分析了这些结构变动的过程及其引发的宏观的政治与社会脉络的基本转化，所塑造与决定的全世界人类经验与社会行动。《千年的终结》继续探索此一宏观转化，它以苏联的解体为分析的起点。作者认为此过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卡斯特尔的考察也才能穷其所有，例如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互联网。但卡斯特尔跨学科的宏观洞察力仍然为人称道。

根据SSCI的统计，卡斯特尔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学者-他的论文在社会学门类中被应用次数排名第五，在传播学门类中高居榜首。这进一步印证我的一个观点，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从卡斯特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数据、技术等正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本产生种种复杂多变的联系，从而结构今天的人类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路径与方法也必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