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华新 

来源： 党报旧闻 

一早起来，看到一个段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如果答周末，那是宅男；如果说是谷雨，那就不小心暴露了年龄，是有些老派的中老年了；如果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那么恭喜你，你有一颗与时俱进的不老心！

1994年4月20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我们这代人，目睹80年代很多翻天覆地的变革渐渐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原来以为只是开头，没想到却已是终点，不由得感叹年华易逝。但如果站在百年后看中国，这个时代留下最深刻印迹的，可能就是改变中国的这根网线。互联网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载入党的十九大文件的“四权”），互联网把中国人从原子式的生存凝聚成命运共同体。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年度人物授予“网民”；而从2008年起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网民成为最大的舆论压力集团。各级政府部门要习惯于在互联网的众目睽睽、众声喧哗中进行公共治理。

有人说钱天白是中国Internet之父。钱教授之于中国网络事业，就等同于詹天佑之于中国的铁路运输事业。是他于1987年9月20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也是他代表中国正式注册登记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

今天，我想说的是另外两位中国人，党内高级干部，对互联网的历史性贡献。

胡启恒，模式识别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李仁，人民日报前社长，解放前上海地下党领导人。

1994年4月，正值美国华盛顿樱花绽放的季节，有一位中国科学家，为了一个渴望绽放的梦想而来。她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胡启恒利用此次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的机会，找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两人一交谈，沃尔夫就笑了，他很爽快地说：“你回去就可以开通了。”沃尔夫所说的“开通”，指的正是中国互联网。就这样，在得到国内高层批准后，中国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01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接入互联网二十年：一根网线改写中国》）

历史记住了这样一次访问，胡启恒由此载入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ISOC）发布的“互联网名人堂”（Internet Hall of Fame）。该名单旨在纪念和感谢那些为互联网的诞生、创新、发展、普及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胡启恒院士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由此，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不亚于曾任高层常委的胞兄胡启立。

从中国科学院退居二线后，胡启恒担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对互联网继续保有敏锐的认知和开明的胸襟。她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王舒怀、徐丹、尹晓宇专访时表示：

“回顾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应该说，电信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为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我们发现，互联网始终是一个由民营资本主力推动的行业，例如两家知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起家于杭州，一个是起家于深圳，都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直到今天，主要的明星企业也依然是民营企业。这在中国各行各业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开放、诚信、融合是关键词。开放是互联网的本质特征，诚信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基石和安全的保障。融合则是当前发展的关键。”

“它需要政府继续创造健康、公平、宽松的环境，激发企业家们挥洒创意和激情，实现梦想。像李彦宏、马化腾、马云等都是有梦想、有抱负的人。他们都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记式人物。”

“希望政府在关注知名大企业的同时，更要给小企业以发展机会。我们认为，今天的很多小企业可能是明天的阿里巴巴，明天的腾讯。（2010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互联网“强”国　我们还有多远》）

老太太睿智的识见，对今天的互联网治理和应用，有如暮鼓晨钟，令人感奋，发人深省。

（钱李仁老社长参加人民日报老同志2019新春茶聚）

钱李仁，曾是上海地下党学联书记。1989年从人民日报社长任上退休后，再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版面，是1993年12月22日的文章《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其中有一节讨论信息产业兴起的深远影响。早在26年前，老钱说出一段石破天惊的话来：

现在看来，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将不是再出现一种新的支柱性制造业（例如像汽车工业那样），而很可能（至少目前的统计数字初步显示出来）是“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电信技术把声音、图像和数据信号都数字化，通过光纤网络高速传输（日本富士通公司设计一种每秒传输20千兆比特的装置），使人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调到任何正在发生或已经储存的信息和数据，并进行交流，也就是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举例来说，如果你想欣赏一部历史上著名的影片，只要在家按几下电钮，就可以从电影资料馆直接传输到你家中的电视机屏幕上；你需付的租用费，只要在电钮上按出你的信用卡号码，就会替你扣除。你可以用同样方法向国家或其他最著名的图书馆借阅你需要的珍本图书，向时装公司要求通过电子计算机为你设计剪裁合意的服装，等等。总之，这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改变，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

今天，一个毛头小孩都可能有这番互联网体验，但在26年前从一位前地下党领导人口中道出，如此穿越时代的洞察力，实在有些骇异。

　1994年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连载钱李仁文章《从“信息高速公路”看美国信息业》。老钱在美国的短期访问中发现：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引人注目之处有两点：一是它试图做到使人们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同时进行声音、图像和数据交流；二是它将使现有信息传播工具如电话、电视、电子计算机等功能逐步融合为一体以至产生新的传播工具。如果做到这两点，人们将能在更广泛层次上迅速、充分地传播和利用信息。这将对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发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要知道，此文见报时离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还有2个多月，当时99%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叩开国际互联网大门3年后，钱李仁与何祚庥对于“信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或“中速公路”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在199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上，何祚庥教授主张《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他举例说：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高达93%，我国还不到3%！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31%，我国根本谈不上家用电脑普及率，能使用和掌握家用电脑技术的恐怕还不到1000万人！何来使用电子通信的“巨大的需求”？我国如果能在15至20年内建设一个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低速的光纤通讯网络，达到70%至80%的电话普及率，那就是极大的成就了。即使我国“有资金、有技术”能在“15-20年”基本建成一个大体覆盖全国的国家高速信息网络，我国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开着“小汽车”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何祚庥院士的结论是：建设一条供科研和教育体育使用的电子邮路，并和国际信息网络联网，比较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在科研和教育系统内有较大的电脑普及率。

如果按照何院士设计的路径走，中国今天就不会有高达8.29亿网民。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钱李仁与何院士的商榷文章，大胆提出：

“建设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和进行中的每个阶段，都应对世界上现已达到的最先进水平、发展趋向、存在的矛盾和困难等有充分的了解，使我国的建设工作从一开始就同长远目标紧密结合，避免发达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难免走过的弯路，从而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起点低，惟其如此，如能在建设起步时就能既脚踏实地，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稳步向高标准前进，是有可能接近那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要求的。例如铺设光缆，从一开始就不光考虑声音的传输，同时考虑图像和数据的传输；不光把干线铺设好，同时把通向用户的支线也按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要求配套或留下配套的余地。

钱李仁提醒说，在考察国内一些城市的文化事业时，发现不同部门对电话光缆和有线电视线路各铺各的，将来又得挖开重新配套。

钱李仁认为：现代化的信息传输技术，当然有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服务地区和服务对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服务技术难度的提高，而主要不表现为由低速到中速到高速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开通这个服务项目，它就是高速的。比如说，“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光纤通讯网络”，不开通则已，一开通，它只能是高速的。因此，在描述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循序渐进时，似以不用“信息低速公路”或“信息中速公路”之类的术语为好。

现在的“吃瓜群众”都已明了，老地下党的主张秒杀了科学院的学术权威。

胡启恒今年85岁，钱李仁今年95岁。从党内两位高级干部身上，我们能触摸到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历史觉悟和政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