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戴辉:23年前,我来深圳,见证电子产业风云变换
2020-10-18 09: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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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集微网

本文作者:老兵戴辉

关于深圳,我的回忆很多,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值深圳建市40周年之际,写就本文。酸甜苦辣,俱上心头。

1985:第一块电子表来自沙头角,看电子业全球变迁

1985年,我在湖南省南县读初二的时候,有了一块液晶显示的电子表。这也是我第一次拥有采用了集成电路(IC)的产品,当年国内的电视机和收音机都是用晶体管的。

我戴在手腕上,珍惜地用衣袖保护住,时不时扒出来看上一眼。那跳动的数字啊,就好比我青春悸动的心。

这是老家政府组团来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香港一侧买的港货,据说是买了“一撮箕”带回来。说是当时的价格是5港币一块,相比我父母手腕上一百多人民币一块的上海表,可谓“杀伤力惊人”。

上海的表业也就此衰落。上海牌、宝石花,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

那个年代,霍元甲和香港录像风靡全国,哪个小伙子能带回些港货,找对象的简历上都要多一笔光辉。

改革开放之后,三来一补的模式在深圳甚嚣尘上。“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就是原料进口和销售都是在香港,加工生产在深圳。包括电子表在内的电子制造业,就是这样在深圳蓬勃发展起来了。

4个特区里,深圳发展最好。深圳各产业里,电子业又发展得最好。一度有个说法:全球70%的电子业在中国,中国70%的电子业在广东,广东70%的电子业在深圳。东莞一堵路,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就跳动。我认识的老一代创业者挺多的。我父亲戴国良的学生邓正清来到深圳合伙创立中元电子做元器件,甚至在布吉的荒山里挖出了一条中元路。罗文华创立的航嘉电子现在是家很大的电源模块企业,大量采用了明锐理想视觉检测设备。南京熊猫派出潘光宇来深圳做京华录音机,那是我90年拥有的第一个WALKMAN。

深圳电子业成长的关键原因是,背靠电子业发达的香港。

香港的电子业,起家于六十年代,甚至早于台湾(七十年代起家),产业来自日本和美国。

1959年,胡孝清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收音机工厂,承包了索尼晶体管收音机(本地称为原子粒收音机)的制造合约。最初主要是劳动密集的装配工作(俗称:拧螺丝)。美国的电子公司也到香港设厂,到了1970年,据说有230家电子厂了。逃港潮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70年代初,集成电路的兴起,电子表产业发展了起来,起初价格很高。1972年,英特尔收购了Microma,野心勃勃地想进入这个领域,推出的电子表定价为400美元。结果,几年之后,随着日本企业(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的疯狂扩产,价格降到了数十美元。1978年,英特尔灰头土脸地退出了这个行业,从此再也不做电子整机了,专注做CPU。

图注:英特尔博物馆里的电子表

香港从外包起家,自己的电子整机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我知道的香港赛霸创始人林文震就多次获得了香港总督奖。他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72年来到香港,设计出各种电话机出口欧美。此时,香港也可以做电子表的整机设计了。

今天台积电如此牛逼,而台湾芯片产业的第一桶金,也来自香港电子表产业。

1977年,台湾工研院在台湾落成了第一座集成电路三英寸示范工厂。员工则在美国RCA接受了训练。第一批产品就是电子表的IC,这是台湾制造的第一颗集成电路。

一位在香港做电子表的台商给了他们10万颗芯片的订单。不到一年,工研院的芯片生产良率超过了RCA,成为了全球电子表芯片的大供应商。

大中华地区共同努力下,电子表价格断崖式下跌,我拥有的5元港币一块的电子表,也就横空出世了。

深圳的电子表和机芯厂产家甚多,很多是为国外品牌做代工,快速响应灵活定制的能力很强。其他城市也有,我1993年暑假社会实践的时候,去过江阴一家闹钟的机芯厂参观过,专做一种机芯。

深圳着力发展自己的品牌,最著名的是飞亚达,不仅做机械表,还做电子表。

海量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拉动集成电路发展的最大动力。有三代动力,第一代是家电,日系最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里面用的芯片,第二代PC,美系最强,韩国借机发展了内存。第三代是手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2006年于深圳爆发的山寨手机革命,剧情也和电子表是类似的,带动了联发科、展讯、格科微、艾为、汇顶等众多的芯片企业发展。进入今天的5G时代,中国芯片企业就更多了。

最为黯然神伤的是香港,错过了集成电路发展的宝贵机遇,将中芯国际拱手让给了上海。金融是香港的拳头优势,阿里巴巴重回港股,却因为同股不同权不被港交所接受,而远走美国股市。而现在连A股都接受了这个规则,科创板的UCloud(优刻得)就是同股不同权的第一股。

港片《甜蜜蜜》和《大话西游》里,描绘了这样错肩而过、让人不胜唏嘘的爱情。

1997:来深圳遇当头一棒,看产业风云变幻

1994年我本科毕业拿到了通光北电的OFFER,在蛇口。HR说了一句话:住惯了蛇口的人,不习惯住市区。因为去广州读研究生,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1997年9月底,我放弃了广州市电信局的美差来到深圳,是中了深南路繁花似锦的毒。一家卫星传输公司的CEO之前极力游说我加入。为此,我还自己向学校垫付了8000元培养费(去电信就不用出)。

不过,现实却给了我我迎头一棒。来到卫星传输公司,却发现CEO已经离职。公司HR愿帮我落户口,但其他待遇都免谈了。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离开。走在深圳街头,越想越委屈,什么都没干,就亏掉了8000块,让我欲哭无泪。短短几天前还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却马失前蹄。夜色阑珊,闪耀的灯光,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带走我的泪花。

我同班同学,1997年初(2.5年学制)硕士毕业到中兴通信的,马上分到了股票。去莲塘看他,他一脸都写着春风得意。1997年底中兴上市,他猛赚了几万块,够买房首付了。

卫星公司是因为寻呼产业而兴旺发达的。我当时是联通的191的全国联网CALL机。我打电话发出寻呼消息之后,通过卫星链路到全国各地的寻呼台,广播式发出消息。无论在哪个城市漫游,对方都能收到这个消息。波导的寻呼机满街都是了,摩托罗拉也淡出市场,多年后,我见到了波导的老板许立华,他说他是在深圳艰难创业,投资方来自宁波的奉化,他就去了那里。

从1997年开始,随着国内光纤通信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寻呼产业和卫星通信都迅速式微。这就是该卫星公司无法对我兑现承诺的原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深圳的通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了起来,包括华为、中兴、亿利达、万德莱、比亚迪(手机电池)、通广北电等。电信行业爆炸式发展,专业人才紧缺。我倒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

作者戴辉,摄于1998年

我第一个去华为面试,当时觉得华为还没有上市,还有机会像我在中兴工作的同学一样赚一把。华为和中兴的名望当时是差不多的。

徐直军面试,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我赶紧说:逻辑思维。他说:好了,你去办手续吧!后来听说,每个人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其实答形象思维也要。

很多人跟我讲过来深圳之后找工作的经历,往往刻骨铭心。

有专业技能的往往很顺利。90年代初,李祥庭看到电线杆上招AUTOCAD工程师而打电话,宋联忠留学回国后到深圳人才市场体验生活,王诚亮出他的北邮毕业证,都是立马被摁住: 老乡,别走,我们需要你!深圳体制灵活,不看档案和户口,不拘一格吸引人才,内地那些才高八斗却不安分于传统体制的人纷涌而至。

深圳是个逼出你潜能的地方。我一个堂姐,90年代初来到深圳。应聘文秘,只考一个:打字。从未摸过电脑的她,用了三五天,就将五笔字型练得滚瓜烂熟。还有史玉柱,连老婆都不管了,闭关修炼写软件。

故事里最悲催的是老任。他1993年9月来到广东找工作,囊中羞涩,最大的开销是晚上睡觉。15元一晚的床位、野外坟地的水泥坪、泥头车驾驶舱、大巴车座位,只要能省钱,什么方式都尝试过了。

工人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很容易招到,比亚迪于是走了一个不一样的模式,以人力代替机器。1997年10月,在深圳入户要培训,教课老师说:比亚迪发现,将日本的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一个工人的工位,可以大大降低设备的投入。而今天,比亚迪却成为自动化生产的先驱,在新冠疫情中突击做出了海量的口罩。

1998:在深圳过冷清春节,看城市变迁

1998年春节,我租住在深大后面粤海门村的小单间里,我弟弟戴斌来了,和我一起过春节。

出了村子,就是一大片水塘,当地人在这里养鱼,我们在泥巴路上散步。没有想到,这里后来发展为高楼林立的科技园南区。

有天吵了一架,他拔腿就往外跑,我追了上去。越过鱼塘,就看到了深圳湾。那里有热火朝天的修路工地,是滨海大道的建设工地。看到海边的岗楼里还有人持枪站岗,严禁游泳外逃。

深南路的大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小孩子海边放风筝的照片,写着:市区工作、蛇口生活。几年后,滨海大道修通,后海的房子络绎不绝上市。当年三四千一平方米,现在十来万,买上一两套,就是人生赢家了,很后悔当时没有眼光。

那年除夕我们吃的是高达12元一份的除夕豪华快餐,肉多油厚。春晚则是在小卖店外面看了会儿。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不知所云的歌曲: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

大年初一,我们出门去逛大街。深南大道上,车马稀少,人民都回老家过年了。深圳就是一座空城。

我们来到了民俗村,门票一百多块一张,两个人就是两百多。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加班加点,也就是小几百元工资。我们确实有点肉疼。

民俗村门口有两个大水车,我们研究起了大水车的工作原理。到底是水冲在叶片上使得水车转动了起来,还是偷偷地装了一个电动机来转动水车呢?

坐着中巴,顺着深南路,离开了南山这个郊区,去市区逛街。平日满满腾腾的中巴车里没几个人,偶尔出现的小偷也回家过年去了。

遇到了一辆献血车。弟弟说,过年总要干点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献个血吧!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抽了袋血。

2003年春节,母亲第一次来到了深圳。弟弟戴斌提出去看民俗村。到了门口,一生节俭的老母亲听说价格要一百几十元,表示:我们还是在大门口看看好了,看,这个水车好漂亮!

2005年9月,我在菲律宾孤身拓展出了GSM大单,不巧却被地区部产品部要求写检查,不得已写了辞职报告才得以脱身飞回深圳。

我和太太是在深圳相遇的,两颗孤独的心碰撞到一起。母亲和“北漂”的弟弟也来到了深圳,我们一起去了民俗文化村。午餐吃的是柴火灶作的饭,母亲感慨万千,农村里都是这样的大灶,不过烧的是稻秆,而我们兄弟在幼时是“揪把子”(将稻草拧成团方便储存)的好把式,我们是当那是好玩的游戏。

到了现在,深圳的春节里各大景点人满为患,我还丢失了一只单反。民俗村和锦绣中华两个景点合到一起,价格210元,比当年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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