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法意读书  原创 法意编译

纽约时报 | 芬兰是一座资本主义者的天堂

作者：安努·帕塔农（Anu Partanen）

特雷弗·科尔森 （Trevor Corson）

译者：董岭晓

法意导言

本文的两位作者安努·帕塔农（Anu Partanen）和特雷弗·科尔森 （Trevor Corson）是一对现居芬兰的夫妻。安努·帕塔农是《北欧万物论：寻找更美好生活（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一书的作者，也是位于赫尔辛基的咨询公司北欧西部办事处的一名高级顾问。特雷弗·科森出生于1969年，是一名作者，已经出版了两本书《龙虾的秘密生活》和《寿司的故事》，2014年至2016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研究和写作。本文于2019年12月发表于知名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两位作者以其一年多的芬兰生活经历，通过将其与美国模式进行对比，论述了芬兰的社会运作模式是如何在工人、资本家等社会角色的冲突中调和、发展的。

本文作者安努·帕塔农（Anu Partanen，右图）、特雷弗·科尔森 （Trevor Corson，左图）

芬兰这个国家，是大家平时会听到的被包括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美国人形容为“无法维持的”和“充满压迫的”北欧国家之一——“社会主义保姆国家”。当我们考虑在芬兰定居时，我们走访了特雷弗（译者注：本文作者之一）的家人（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长大）还有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他们并不认为我们会走向苏联式的独裁统治。事实上，其中许多人鼓励我们去芬兰。就连我们在硅谷认识的一位有三个孩子的风险资本家听起来也很羡慕:“我会心跳加速地搬到芬兰去。”

于是我们选择去了芬兰。

芬兰街道

如今，我们已经在芬兰住了一年多了。我们在这里和在美国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极大，但这样的差异也许不像大部分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我们所经历的是个人自由程度上的增长。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容易管理。平心而论，我们的日子仍然充满挑战——养育孩子、帮助年迈的父母，还要应付日常行政和工作的需求。

但在芬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所经历的事都会被由纳税人出资的、在质量上与美国相当的全民医保自动覆盖(尽管你可能听到与之相反的误导性说法)，而不会有成堆令人费解的文书或大笔账单。我们的孩子参加了一个高度专业、种族多样化的非常棒的公共日托中心，其活动之丰富、精神之专业让我们讶异赞叹。那么价格呢？每月大约300美元——这已经是公共日托的最高限额了，因为在芬兰，所有家庭都有日托费用补贴。

如果我们留在芬兰，不论我们住在哪个社区，我们的女儿都将能够免费参加世界上最好的K-12教育系统（译者注：K-12, 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是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现在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之一。读大学也将是免费的。如果我们有了另一个孩子，我们还将自动获得带薪育儿假，其资金主要由税收来支撑，持续近一年时间，父母双方可共享带薪育儿假。在芬兰，每年四周、五周甚至六周的带薪假期也十分常见。

与我们在美国时的生活相比，这简直太棒了。然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芬兰的体制可能仍然会给人留下功能失调/专制这样的印象。但事实上，芬兰公民的生活满意度非常高；从这一维度而言，经合组织将他们排在世界第一位，其次则是挪威人、丹麦人、瑞士人和冰岛人。今年，《世界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也宣布，芬兰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但是，许多美国人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芬兰公民和企业必须为失去自由、机会和财富付出沉重的代价。诚然，芬兰面临着自身的经济挑战，无论何时，任何事出现问题，芬兰人都会叫苦连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芬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之一，并且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芬兰拥有许多非常成功的全球公司。

事实上，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J. 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的市场和投资战略主席在最近出具一份报告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北欧地区不仅 “与美国一样对十分有利于商业发展” ，而且在关键的自由市场指数（free-market indexes）方面也做得更好，包括更好地保护私人财产、减少政府管制对竞争的影响，以及对贸易和资本流动更开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丹麦和挪威做生意实际上也比在美国更为容易。

芬兰几代人之间的经济流动性也很高。2018年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芬兰的孩子比美国的孩子更有机会摆脱父母固有的经济地位，来追求自己的成功。

最后一点，也许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无党派监督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定，芬兰公民事实上享有比美国公民更高的个人和政治自由水平以及更安全的政治权利。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首先，美国政客将北欧称为“社会主义者”，可能是慎重考虑后所发布的言论。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个词的使用，传达出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指美国）比这里（指芬兰）有更多的财富。

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Ocasio-Cortez)经常被妖魔化为危险的激进分子。在芬兰，他们的许多政策理念看起来都很正常——也并不特别偏向于社会主义。

当桑德斯先生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我们的芬兰朋友们十分惊讶：在拥有如此多财富和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美国，居然还没有建立某种全民公共卫生保健计划，也没有途径能让学生们进入免学费的大学。通常情况下，北欧人认为，这样的项目是任何一个商业友好型国家在21世纪进行国际竞争所必需的最基本条件。

芬兰的日托所

更奇怪的是，在芬兰，你并没有真正看到哪种在已经美国部分较为激进的左翼边缘地区受到欢迎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围绕着削减自由市场、甚至国有化生产资料等目标的运动。讽刺的是，如果你在芬兰支持这样的社会主义，你会发现参与者寥寥。

那么，对这种奇事——实际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似乎比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芬兰更受欢迎——要如何做出解释呢？

在芬兰，社会主义革命曾爆发过一次。但那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当沙皇俄国崩溃、芬兰获得独立的时候，芬兰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城乡工人和佃农们受够了他们悲惨的工作条件，于是奋起反抗了。芬兰的资本家们、保守派地主们和中上层阶级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内战一触即发，随之而来的则是大肆的屠杀。经过几个月的斗争，资本家和保守派粉碎了这场社会主义起义。超过三万五千人死亡。之后，饱受创伤和贫困的芬兰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恢复和重建。

芬兰夜景

从此以后，芬兰的社会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芬兰著名政治历史学家、来自赫尔辛基大学的保利·凯图宁(Pauli Kettunen)指出，内战后，芬兰雇主对“独立自由农场主（independent freeholder farmer）及其个人工作意愿”的理想进行了宣扬，并成功地利用这一英雄个人主义思想削弱了工会。虽然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上半叶重新在芬兰政坛中发挥了影响力，但芬兰仍然阻止了社会主义成为一股革命力量——这种做法听起来完全符合美国风格。

芬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邻国的共产主义苏联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后，随着国家进入一个更加工业化和国际化的时代，工会获得了力量，带回了社会主义的同情。这是芬兰历史中一场难以意料的转折。

芬兰的雇主们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继续对资本主义构成的威胁。他们还发现，来自代表工人需求的政治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也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新兴工业，芬兰资本家改变了策略。二战后，芬兰的资本家没有剥削和压抑工人，而是与政府合作制定了长期战略，并与工会讨论了让工人上岗的计划。

更令人惊讶的是，芬兰的资本家也意识到，接受大幅累进增税(steep progressive tax hikes)符合他们自身的长期利益。这些税收将为新的政府项目提供资金，从而保持工人的健康和生产力——这将建立一个更加有利的劳动力市场。这些项目的落地则成为了如今芬兰人人都能享有的纳税人付费服务，包括公共卫生保健、公共日托和教育、带薪育儿假、失业保险等。

乌迪（Oodi）图书馆，赫尔辛基新建的中央图书馆，是在充分考虑广大公民的目标下建设起来的。它提供3D打印机、其他高科技设备、扩展的公共空间，以及传统的图书馆服务。

如果说芬兰资本家的这些举动听起来难以想象，那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在兜售这样一个神话：即像这样的全能政府项目，是不能与盈利的私营企业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共存的。仿佛是为了强化这种协同作用的不可能性，去年秋天，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特别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对北欧生活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

然而，芬兰研究人员 Markus Jantti, Juho Saari和 Juhana Vartiainen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证明，事实恰恰相反。首先，在整个20世纪，芬兰都致力于市场、私营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经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更有趣的是，这些学者证明，芬兰的资本主义增长和活力得益于该国致力于提供慷慨和普遍的公共服务以支持基本的人类福祉，而非为其所害。这些公共服务对于资本主义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和混乱提供了缓冲和吸收的作用。

芬兰有着稳定的增长和破坏的基础，其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重量。该国最著名的企业囊括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梯制造商之一，和两个世界上最成功的移动游戏公司。今天，我们走访芬兰，很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个由高档购物中心、高档轿车和国际竞争力极强的私营公司组成的繁华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很大的提高。

芬兰夜景

其他北欧国家实行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时间甚至比芬兰还要长，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Pauli Kettunen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北欧地区的雇主们就目睹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灾难。对他们中足够多的人来说，教训显而易见的:明智的选择，是妥协并奉行北欧资本主义方针。

北欧各国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的失策、缺点、独特的历史和公民间的分歧。强大的工会和雇主之间的争斗有助于保持制度的平衡。通常情况下，这种争斗也会变得混乱：就在本周，芬兰总理因劳资纠纷而辞职。

但作为一个整体，北欧几国，包括其大多数商业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如果员工获得体面的工资并得到高质量、民主问责的公共服务的支持，使每个人都能过上健康、有尊严的生活，并为自己和子女享受真正平等的机会，资本主义就会运作得更好。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增加——反之亦然。

是的，这样则要求资本家和公司支付比美国同行更公平的工资以及更高的税收。北欧公民通常也交纳更多的税。诚然，这在美国听起来可能令人不快，商业领袖和经济学家不断警告说，增税将减缓增长，降低投资激励。

不过有趣的是：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公布的全球股市数据，在过去50年中，如果你投资了一篮子北欧股票（basket of Nordic equities），那么在同样的半个世纪里，你的年实际回报率将高于美国股市。

北欧资本家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即使交完了税，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经济回报。他们拥有足够的利润来过奢侈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北欧有几十位亿万富翁。北欧公民也不傻。如果你是芬兰强大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你的税收和个人支出的综合支出，以及更高质量的结果（比如优厚的社会福利），通常会比你的美国同龄人得到更好的总体待遇，而且麻烦也少得多。

为什么北欧国家的富人会同意这一点呢？一些北欧资本家实际上是信奉机会均等的，并十分认同一个对全体人民进行的社会是具有价值的。但还有一个更普通的原因：对资本家来说，纳税这种方式很方便，还能将保持工人健康和教育的责任外包给政府。

当美国的公司在努力管理健康计划、寻找受过足够教育的工人时，北欧社会要求本国政府为所有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解放了企业，让它们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业务。这对其他人来说也很方便。所有芬兰居民，包括体力劳动者、合法移民、高薪管理人员和富裕家庭，都从同样的芬兰单一付款人医疗保健系统和世界级公立学校中受益良多。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当资本家将政府视为后勤上的盟友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当所有公民都与高质量的公共机构息息相关时，政府的出色令人惊讶赞叹。

归根结底，当我们把北欧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错误地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时，我们对北欧地区的真正面目视而不见：资本家投资于长期稳定和人类繁荣，同时保持健康的利润。

美国的资本家们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他们削减了税收、削弱了政府、粉碎了工会，私有化了基本服务。所有这些都让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动态破坏（dynamic disruptions）面前非常脆弱。即使是身居高位的美国人，现在也在令人衰弱的压力下苦苦挣扎，而且大多数人居住在类似早期西部的地方（译者注：指代地区法治混乱），在那些地方，只要沾染一点点霉运，就可能陷入贫困、无家可归、医疗破产、吸毒和监禁。美国人被告知，这是自由、这是最英雄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这和一个世纪前芬兰人所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方法是美国资本家做生意最有效、甚至是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吗？怨恨和恐惧在美国肆虐，特朗普总统在承诺让全球化倒退的基础上当选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工人进行反击也在情理之中；去年，美国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的通用汽车罢工是该公司近5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ing），18至29岁的美国新一代中，有一半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这也不足为奇。未来社会主义者泛滥的前景似乎终于引起了一些美国商业领袖的注意。多年来，风险资本家尼克·哈瑙尔(Nick Hanauer)一直在警告他的“亿万富翁伙伴”：“干草叉（pitchforks，这里指带着工具前来闹事的人）正向我们走来。”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直在呼吁提高富人的税收，而对冲基金亿万富翁雷·达里奥(Ray Dalio)今年也承认“资本主义基本上没有为大多数人服务。扬·罗比凯广告公司Young& Rubicam已退休主席彼得·乔治斯库(Peter Georgescu)可能说得最简洁：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缓慢地自杀”。最近几个月，这种担忧已经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金融时报》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震撼了他们的商业友好型读者：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被“操纵”，迫切需要“重置”以恢复真正的自由市场并带来真正的机会。美国金融界和工业界的领军人物也震惊了商界，他们在商业圆桌会议上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他们现在不仅要把利润放在首位，还要把“员工、客户、股东和社区”放在首位。他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

如果这些工业巨头真的想找到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方法，就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 俚语，意思是“前人已经成熟的解决方案无需重新做一遍”，形容多此一举）。他们可以简单地咨询北欧同行。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北欧资本主义的成功并不在于企业为社区做更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正好相反：北欧资本家做得更少。北欧企业所做的是专注于企业（包括与工会的善意谈判），同时让公民投票给那些利用政府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普遍公共服务的政客。

事实上，至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上述举措可能更接近大多数美国人的需求。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在医疗保健和教育上，例如，改善后代的生活质量。

但民意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深感悲观，担心更严重的政治冲突即将来临。一些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高得吓人。

现在对美国资本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停下来问问自己，什么样的长期成本效益计算最有意义。专注于长期经营的商业领袖可能会比一开始就去芬兰寻找答案要糟糕得多。

现在在赫尔辛基，我们一家人正面临着来北欧后的第二个冬天，以及它带来的令人厌恶的长期黑暗。我们的芬兰朋友一直在问我们是如何处理第一个问题的，以及我们是否能在另一个问题上幸存下来。我们的答案总是保持不变的。当我们推着两岁的女儿在阴暗、冰冷的街道上穿过她的日托中心，或我们那个友好、专业、完全免费的儿科保健中心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创新经济环境中工作之前，冬天就无所谓了。它实际上可以让你快乐。

翻译文章：

Anu Partanen，Trevor Corson, Finland is a capitalist paradis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7/opinion/sunday/finland-socialism-capitalis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