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参考消息

6月7日报道（潘丽君）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被公认为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罗奇近日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无助于解决其自身经济面临的长期低储蓄等根本问题，将对华贸易逆差等问题归咎于中方是推卸责任的做法；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双方应致力于寻求有意义的、持久有效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美对逆差存在认识误区

《参考消息》：由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历时一年多，中间形势几经起伏，自今年5月以来，双边经贸形势再度出现令人忧心的变化，您如何评估目前所处的阶段？

罗奇：近期双边经贸磋商受挫反映出美中贸易冲突的性质出现重要转变，即由先前的浅层次进入更为根本的层面。美中贸易冲突以巨额的双边贸易失衡（美国对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表象，实质上折射出截然不同的两大经济体之间存在根本角力。我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过，贸易失衡是宏观经济储蓄失衡的结果。美国长期储蓄不足，需要依靠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是相对高储蓄国家，具有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一项着眼于缩小双边贸易失衡的表面化协议恐怕无法解决双方可追溯至宏观储蓄失衡的问题。

除宏观经济储蓄失衡外，两大经济体之间还存在着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且更为持久的分歧。要解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没有捷径可走。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将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且频频动用加征关税的做法？

罗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美国）对贸易逆差存在事实和分析上的认识误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是因为我们不储蓄，2019年一季度我们的国内净储蓄率为2.4%，甚至还不到20世纪最后30年净储蓄率平均水平的一半，当时，也就是1970年至1999年的平均净储蓄率约为6.3%。由于缺乏储蓄、又希望投资和实现增长，美国必须从海外进口储蓄。世界上储蓄较高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德国，当然还有中国。但这种输入资本必然有一定代价，那就是美国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及贸易逆差。美国要减少贸易逆差，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开始储蓄，然而由于美国预算赤字体量庞大且未来仍有不断上升趋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2018年美国对102个经济体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对华加征关税也许可以重组多边贸易逆差的构成，但无法缩小多边贸易逆差的总量和规模。这种做法的结果可能导致美国的对华贸易转向其他贸易伙伴，而这一贸易分流势必指向成本更高的地区，最终等于变相对美国消费者加税。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3月提出的“301调查报告”指控，与其说是关于贸易逆差，不如说是指控。在我看来，这些指控尽管缺乏有力证据，但始终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是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基本理由。即便在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后，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借此仍坚持加征关税。

对华指摘缺乏有效证据

《参考消息》：正如您近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这种抨击中国、将别国视为自身问题替罪羊的做法并不鲜见，您如何评价这种做法、论调所折射出的心态？

罗奇：上世纪80年代，美国把矛头直指日本，如今把焦点锁定中国。长期以来，华盛顿与美国民众签订一份其实并不可持续的社会契约，包括高额医保、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维持较低税率等，而这种经济过度扩张的资金需要依靠进口储蓄和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政界人士没有向公众坦承，不论是30年前美国对日本为主的贸易逆差还是今天的对华贸易逆差，都是美国入不敷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推卸责任的游戏是一种不幸的政治便利机制，总一味将他人认定为罪魁祸首，而不去承认自身对社会经济根本性问题所负有的责任。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当前美国政坛普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调？

罗奇：华盛顿两党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2018年6月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主持发布的白皮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所有的恐惧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以及以此为基石的未来产业发展上。同样，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01调查报告”，也认为中国向自主创新的转变违反了一些准则。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关税和其他遏制战略来应对这一“威胁”。

但这种做法存在两个根本问题：第一，这些指控缺乏有效证据，我在过去一年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过这个问题。第二，美国的低储蓄也抑制了美国投资本国产业的潜能，包括美国在人力资本、研发支出、5G发展以及未来核心产业投资等方面。低迷的国内储蓄与长期投资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造成的。将美国本土创新模式的不足归咎于中国，是另一场令人痛心且不幸的推卸责任游戏。

“危机”中蕴含危险和机遇

《参考消息》：您认为美中双方应该如何解决贸易争端？

罗奇：鉴于这场冲突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美中双方需要勇于超越指控和反指控的言论对抗，致力于寻求更持久且更有意义的出路。我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务实推进争端的解决：一是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改善两国之间跨境投资的市场准入。二是双方共同努力调整宏观储蓄，美国应减少长期存在的预算赤字，增加储蓄。三是共同推进全球网络安全协议，这是一个涉及多边的问题，应在信息共享、网络入侵、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建立全球标准。四是建立新的常设秘书处，为美中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机制性保障。

中文中“危机”一词同时蕴含了危险和机遇，同样在美国，也有个说法是“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带来的机会”。对两国来说，现在正是重新审视自己，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有利时机，而两国理顺内部问题也有助于外部经贸摩擦的解决。对美国而言，应抓住时机解决国内储蓄长期不足的问题，并将新增储蓄用于重建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和人力资本。就中国而言，可以从这场经济冲突中得到重要启示，直面本国经济挑战，进一步推进改革。40年前中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已经充分证明，勇于改革是根植于现代中国的基因。（作者系本报驻纽约记者）

斯蒂芬·罗奇（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