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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硅谷“叛徒”

原文来自New Yorker，作者Brian Barth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12/02/big-techs-big-defector

罗杰·麦克纳米的职业生涯始于1982年，当时他26岁，是投资公司T. Rowe Price的一名分析师。那时，个人计算机革命才刚刚开始。

麦克纳米投资了视频游戏制造商Electronic Arts和数据库公司Sybase等，最终运营了业内最成功的基金之一。

1991年，他与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合作，在那里，他听到了计算机服务公司Netscape和Amazon的推销宣传，也投资了这些公司。几年后，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私人股权投资公司Silver Lake Partners（银湖资本），其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当前年收入共计2,300亿美元，雇佣员工共计37万人。

本世纪初，麦克纳米帮助创立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Elevation Partners，在Facebook上市前的两年（2009年和2010年），Elevation Partners为Facebook贡献了2.1亿美元的投资。

如果把所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比作一个大家庭，那么麦克纳米可能是这个家庭中的怪叔叔。

他是一名资深吉他手，每年仍有约50场演出，与多名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和职业音乐家——如杰佛逊星船乐队的佩泰·西尔斯——组成了一支不断更新换代的乐队，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巡回演出。

他的乐队Moonalice发布了很多歌曲，比如摇滚歌曲《总有地方是4：20》，麦克纳米以“胖乎乎的袋熊”为艺名上台表演。

麦克纳米有很多门生成为了硅谷颠覆者。2006年，刚刚成立两年的Facebook年收入不足5,000万美元，麦克纳米建议马克·扎克伯格拒绝Yahoo以10亿美元收购Facebook的提案（现在Facebook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

不久之后，他鼓励扎克伯格雇佣雪莉·桑德伯格。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是麦克纳米的老熟人，后者还投资了Silver Lake Partners。

麦克纳米把科技行业看作是一个富有创造性、能够创收的解决方案。直到2012年Uber向他寻求投资时，他才对科技领域的道德腐败感到担忧，他认为硅谷已经变了。他最近评论道：“这些人都想成为垄断者，都想成为亿万富翁。”

麦克纳米起初确信Facebook与众不同。2016年2月，他刚从全职投资人的岗位上退休不久，他注意到他的Facebook推送上有一些帖子，声称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但他觉得这些帖子很可疑。

那年春天，社交媒体助长了对英国脱欧运动的尖刻批评，这进一步证明，有人正利用Facebook在选民中间制造分歧，而Facebook高管们对此视而不见。

麦克纳米听到对硅谷的批评言论愈多，他也愈发忧心忡忡：他了解到，Facebook允许面部识别软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对用户进行识别，还允许广告商区别对待用户（例如，房地产公司可能会将他们的广告设置为对某些种族的用户不可见）。

在总统大选十天前，麦克纳米给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写道：“我感到失望、尴尬和羞耻。”

“最近，Facebook的所作所为让我不寒而栗，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行为了……Facebook明明有能力阻止人们互相伤害，现在却视而不见。它当前只缺一个插手管理的诱因。”

几个小时内，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都给麦克纳米发来了亲切的回复，向他保证说，他们已经在努力解决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了。他们还派出了Facebook高管丹·罗斯与他交谈。罗斯告诉麦克纳米，Facebook只是一个平台，不是发布者，它无法控制所有用户的行为。

离开投资界后，麦克纳米一直想要成为一名全职音乐家，但罗斯的轻率使他感到不安。

他说：“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想给他们一个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我没指望他们会迅速行动，高呼‘哦天哪，马上阻止这些错误’，但我希望他们能严肃对待这件事。很明显，他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公关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而且他们认为我就是那个公关问题。”

麦克纳米此后便再也没有与桑德伯格或扎克伯格交流（两人都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他现在把扎克伯格称为“独裁主义者”。

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越来越明显，麦克纳米在《卫报》、《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认为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在分裂性言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越极端，分享的次数越多；算法越是放大这些内容的效应，产生的广告收入越多。

麦克纳米还安排了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硅谷高管的会晤。大约20年前，麦克纳米经由感恩而死乐队的鼓手米基·哈特介绍，认识了南希·佩洛西，也就是现任众议院议长。自此，麦克纳米不断扩大他在华盛顿的交际网络。

2017年秋天，美国政府准备就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举行听证会，麦克纳米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课程，他开玩笑地称之为“互联网平台101”。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亚当·希夫曾专注于研究国外势力对社交媒体的操纵，但在一次会议上，麦克纳米敦促他考虑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这些平台是如何在美国人中制造不和的。希夫表示，“罗杰真的富有远见，时间已经证明他的警告是对的。”

麦克纳米对诊断问题的热情很快演变成了寻找解决方案的使命。他认为，零碎的监管永远不会触及问题的根源：通过挖掘用户的私人数据牟利。

2019年2月，麦克纳米出版了《“扎”心了：警惕Facebook灾难》（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这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份宣言。

随后，他开启了图书巡展，这场巡展逐渐演变成一场持续的公开羞辱活动。他将他的观点传递到书店、酿酒厂、高中体育馆和大学校园。他估计，在过去一年里，他已经向三百多名观众发表了演讲。

麦克纳米最近告诉我：“我的价值体系同嬉皮士一般。面对权力，我总是要说实话。”

麦克纳米并不是第一个成为科技行业批评者的硅谷内部人士，但他可能是最投入的那个。

科技新闻网站Recode的联合创始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拉·斯威舍回忆说，“以前我每次针对Facebook发表负面评论后，总会收到罗杰的短信或电话。”

而现在，她继续道，麦克纳米在硅谷“有点被隔绝在外”。2018年冬天，比尔·盖茨对《福布斯》表示：“我认为罗杰的言论完全是不公正的，还有点离谱。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马克。”

斯威舍认为，硅谷一直渴望把麦克纳米刻画成“离经叛道”的形象，但在她看来，“他有点古怪，但并不疯狂。他们越取笑他，我就越觉得他百分之百是对的。”

然而，对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麦克纳米之前从这些技术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现在却敦促我们放弃这些技术，这使他难以得到信任。

麦克纳米对此给出答复：他有气量，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对一位采访者说道：“我真丢脸。”）。他的另一种答复是：在成功驾驭一个浪潮之后，他正在试图驾驭另一个。

2019年早些时候，我在巴尔的摩的早餐会上遇到了麦克纳米，当时他正在和他前东家自力资产管理公司T. Rowe Price（普信集团）的一名员工交谈。

2011年，该公司向Facebook投资了1.9亿美元。

在海滨的一家酒店，麦克纳米说：“很多人都在生我的气。”在他的巡回演讲中，他穿着宽松的西装、笨重的黑色鞋子，戴着圆眼镜。在图书巡展之前，他修剪了齐肩的卷发。

在酒店的餐厅，一位女迎宾员向我们打招呼，礼貌地问起麦克纳米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他吼道。迎宾员结结巴巴地给出了回复，但麦克纳米打断了她的话：“就不能直接给我们找张桌子吗？”

他得意地笑着转向我。“隐私！”他低声说。

麦克纳米不是那种会喝网红饮料康普茶的加州人。他点了一杯健怡可乐来搭配鸡蛋和吐司。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从民权运动（他说民权运动激发了他科技行动主义的灵感），谈到他在杰瑞·加西亚去世前参加的200场感恩而死乐队表演。

在描述自己职业生涯的轨迹时，麦克纳米将自己的商业成功主要归功于“碰运气”。话题接着转到了U2乐队主唱保罗·大卫·休森（绰号Bono）身上。2001年，麦克纳米通过桑德伯格与Bono见面，并与他共同创立了Elevation Partners。

麦克纳米告诉我，“Bono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钱，这就是你的超能力’，这是我走到这一步的唯一原因。”

麦克纳米列出了一串他认为已受到社交媒体操纵的“扎”心事，列表长得有些吓人：“投票”、“权利”、“隐私”、“生活”、“一切”。到目前为止，公众倒是还没有那么惊慌。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科技产业正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持此观点的人数呈下降趋势：2015年，认为积极影响的人高达70%。

2019年早些时候，Google和Amazon在千禧一代最喜爱的品牌调查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总体来说，人们更关心银行和制药公司的所作所为，大多数美国人还未有效改变他们在科技领域的消费习惯。麦克纳米的观点最能引起一些相对保守且忧心忡忡的市民群体的共鸣，比如监测孩子电子设备使用时长的家长、谴责西海岸不平等问题的社会党人以及研究算法偏见的学者。

2019年4月，在乔治敦大学举行的“科技真相”（Truth About Tech）大会上，我发现麦克纳米瘫倒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瓶健怡可乐。他说：“这是我十四天内辗转的第十四个城市。”

吉姆·斯泰尔给了麦克纳米一个拥抱，他是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环保主义者兼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斯泰尔的兄弟。

斯泰尔的鬓角金黄，带着典型加州人气质，是儿童和科技宣传组织Common Sense Media的负责人（《布偶演播室》的人物参演了该组织最近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饼干怪吃掉了智能手机）。

斯泰尔对我说，“罗杰的举动实在是鼓舞人心！”

在场有许多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埃德·马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各成员、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在听完他们发表演讲之后，麦克纳米来到了一个地下室。

软件公司Oracle（市值近2000亿美元）的副总裁彼得·洛德也在那里，他把一个Android手机的内部结构摊开放在桌子上。麦克纳米夸张地地对我说：“你可以留下来，但你不能公开这次讨论。”洛德严厉地看着我。

一团缠在一起的数据线将大卸八块的Android手机和一部笔记本电脑连接了起来，手机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出现在笔记本电脑上，数据每秒钟都在更新。

洛德一边指示着被数据淹没的屏幕，一边解释道：这一常规采集的数据量来源于每一位Google Android用户，总共约20亿人。

一名技术人员拿起一个黑色的小部件，在空中挥舞，屏幕上的数字相应地跳动：这是手机的气压传感器，对海拔高度的变化很敏感。Android手机通常会配备一个陀螺仪、一个加速度计和一个磁场探测器；它们的传感器可以计算心率和步数。

这种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可以让你的手机追踪你的状态和位置：睡觉还是清醒；开车、散步、慢跑还是骑自行车；在一楼的星巴克还是在十楼的律师办公室。

洛德进行了一场类似于TED公开课的幻灯片演示，其中包括Google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令人毛骨悚然的发言：“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猜出你的想法。”

对Oracle来说，隐私权之争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维护用户利益的同时为自己带来利润——尤其通过放大其竞争对手的弱点。如果Google分崩离析，Oracle将更好地发展壮大。

在过去的两年里，Oracle向立法者和监管者做了演示，内容与之前洛德为我和麦克纳米做的演示相同。洛德说，这些立法和监管者对演示中的传达的信息“明显感到沮丧”。

包括iPhone在内的所有现代智能手机都配备监控用户活动和位置的硬件。但麦克纳米和许多专家认为，Android手机在收集和保存用户信息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数据大部分是在手机离线的情况下收集的，然后上传到Google的服务器上，并集成到一个档案中，其中包括你的搜索记录、Gmail邮件和Google文档历史记录。

Android平台可以在应用程序（App）和在线活动中搜集信息，并经常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比如广告商；有一项用户协议还赋予了Google助手（Google Assistant）在设备麦克风可监听范围内录制对话的权利。

Google和Facebook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使用数字化文档来预测和影响大众的行为。在2019年早些时候出版的《监控式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肖莎娜·祖博夫警告称，“资本主义正在朝流氓方向发展”，科技巨头在监视并最终控制人类。

麦克纳米经常谈到监控式资本主义，也赞同了祖博夫的观点，认为她为硅谷改革者的事业带来了学术支持。和祖博夫一样，他使用了“行为修正”这样的短语，并且还同时提到了Google街景和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强大的情报机构斯塔西（Stasi）。

2019年11月初，有关Google和非营利医疗系统Ascension合作的报道震惊了麦克纳米，Ascension可以获取数百万病人的资料。麦克纳米说，这样的发展合作“会给所有人带来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纳米这本攻击Facebook的书的封面上有硅谷三巨头的简介: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CEO 马克·贝尼奥夫，IT及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和现任Google“首席互联网布道者”、人称“互联网之父”的温特·瑟夫。

曾经，硅谷的竞争围绕技术实力、消费者忠诚度和盈利能力展开。现在，竞争是为了道德上的优越感，麦克纳米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竞争中。

麦克纳米认为，他从硅谷的叛逃只不过是回归初心,既有个性又很真诚。我让他多谈谈他的价值观，他却让我听一首19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圣歌，《团聚》（Get Together），歌词唱道：“来吧，朋友们，对你的兄弟微笑吧。大家聚在一起，试着去爱对方。”

麦克纳米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也是民权组织“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纽约州奥尔巴尼分会的主席。他的母亲芭芭拉在60年代是一位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麦克纳米在12岁时成为了反越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了同样反越战的尤金·麦卡锡的总统竞选活动。在高中时，他支持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为了抗议小布什执政期间的伊拉克战争和其他政策，他拒绝剪发。当奥巴马就职总统时，他就去理发店剪发庆祝。

麦克纳米带着一个吉他盒和一个绣有“‘扎’心”（Zucked）字样的背包周游全国。他过去旅行时会带着7件设备，而现在则只带着iPhone，夹在腰带上。

他左手腕戴着几个皮手镯，其中一个用来支持黑人权益运动，另一个用来纪念反枪支游行。他告诉我，他大多数日子都穿紫色汗衫，这是“一种代表包容的颜色”。

硅谷的公司一直在谈论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雷德·特纳在《从反文化到网络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书中，描绘了“旧金山权利归花运动（反越战运动）与硅谷新兴技术中心之间合作”的历史。麦克纳米希望这种文化和技术的乌托邦式融合能够再次被利用，而这次，是为了改革。

在“科技真相”大会结束后，麦克纳米给巴尔的摩的投资管理公司员工做了一场演讲，请大家边听演讲边喝啤酒。他对大约一百名穿着商务休闲服、喝着精酿啤酒的基金经理说：“放下你们的Android手机吧。”

他开玩笑说：“一边是我们的沟通方式。一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你早上什么时候看手机？小便之前还是小便时？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差不多就是你看手机的时间范围了！”

麦克纳米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如何摆脱Google束缚的案例。他使用的搜索引擎DuckDuckGo以隐私为导向，是Google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并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Gmail、地图、文档和该公司的一些其他应用。两个月内，他只破了一次例，在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看了一个音乐视频。

他认为，Facebook应该被用来联系家人和朋友，而不是进行政治辩论，避免Facebook变成人们高声争论、喋喋不休的平台。他对我说：“他们的业务模式正是基于我们的愤怒和恐惧，所以我们不要参与其中。我和大家一样，都曾沉溺于此，但是我们有能力去转移注意力。”

他对Apple的抱怨相对较少，Apple产品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轻松。他称赞Apple采取了保护用户隐私的措施。自2017年以来，该公司的Safari浏览器屏蔽了第三方cookies。Cookies是一种普遍用来收集个人数据的工具。与美国运通和万事达卡在内的许多其它信用卡不同，Apple新推出的Apple Card信通卡不与第三方共享交易历史。

但一些观众表示怀疑。一位女士举手问：“你还会登录Facebook吗？”麦克纳米打断了她。“何止是登录呢！”他说，他用Facebook账号推广自己的书，最近才开始抛售自己的Facebook股票。

他解释说，卖掉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后说这家公司的坏话，这种做法不太好。“你知道吗？如果股票下跌，那算我活该！”

麦克纳米最担心的是互联网公司使用他所称的“数据毒娃娃”，即这些公司为每个用户创建的数字档案资料。他与祖博夫的观点一致，声称这些个人资料“实际上是你自己的扩展”，而且“用数据毒娃娃来交换数据是违法的，就像肾脏交易一样严重。”

麦克纳米尤其热衷于微定向（micro-targeted）的网络政治广告。对于那些鼓吹社交媒体有危险的批评家来说，不论是学术界的祖博夫，还是国会的亚当·希夫，2018年的Cambridge Analytica分析公司丑闻，就是人们如何变成了傀儡木偶的一个典型例子。

Cambridge Analytica未经用户同意就从Facebook收集数据，然后识别出一组选民投放定制化广告，鼓励他们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欺骗手段获取用户数据，但类似的数据广泛存在且法律允许。在几乎所有的政治竞选活动中，微定向行为都是司空见惯的。

麦克纳米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夺回这些资料背后的控制权。最受欢迎的答案之一是，使用反垄断法对抗大型科技公司。

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曾与麦克纳米会面，称他是科技改革“最清晰的声音之一”。在竞选运动中，沃伦把拆分科技巨头作为中心内容。而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承诺，如果当选，将推动解决反垄断问题。另一位候选人小约瑟夫·拜登曾经说过，他将会调查垄断问题。

2019年3月，麦克纳米受邀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发表演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多家州议会和国会委员会也宣布对Facebook、Google、Amazon和Apple展开反垄断调查。

两党都支持技术改革，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提出了一项法案，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数据隐私法规；乔希·霍利与参议员马基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改善对儿童的网络隐私保护。二人都是直言不讳的倡导者。

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现任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在谈到他的共和党同僚时告诉我：“我认为他们只计划改变他们认为不利的内容。”希夫还说，尤其是共和党人可能正试图打击社交媒体公司所谓的“进步”偏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偏见的存在）。

国会中流传的几项数据隐私法案都受到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alifornia’s Consumer Privacy Act）和欧洲2019年底颁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称GDPR）的启发。这类法律增强了消费者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并为他们提供了追究公司责任的新法律工具。

包括麦克纳米在内的很多隐私保护倡导者都认为，这两项法律存在着严重缺陷。根据GDPR的规定，企业在第三方处理用户数据之前，应当询问用户是否同意。但是消费者一旦选择了同意，事情或多或少就又回到了老样子。

而且，在元数据方面，规则相对宽松。即使通话内容受到保护，通话时间或参与方的信息也可能不受保护。问题似乎比表面上更发人深省：正如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备忘录所述，一家科技巨头公司可能不知道你名字，但仍然“知道你给妇科医生打了电话，聊了半个小时，然后当天晚些时候又给当地的堕胎诊所打了电话”。

麦克纳米坚信，只有在全面的隐私保护法改革之后，反垄断行动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它只会催生出一些规模比较小、行为方式与现在的大公司类似的公司。他和我说：“我想首先阻止数据进入系统。”

他还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是“禁止所有第三方商务获取私人信息，包括金融信息、位置信息、健康信息，以及浏览器历史记录、电子邮件扫描信息。”公司可以收集服务所需数据，但仅此而已。

比如，健康相关的App可以存储你的身高体重，但不能存储你去的健身房的位置——而且这些信息都不能与Facebook共享。麦克纳米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你可以记录锻炼内容，但不会被附近尊巴舞课程的广告轰炸。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指出，目前提议的政策中，几乎没有政策能影响公司收集私人数据，只能影响这些数据的使用。

根据麦克纳米的计划，Google和Facebook的大部分收入将在一夜之间消失，因为这两家公司近90%的收入来自广告。那些不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科技公司所受影响较小。正如禁酒令对酒业的影响一样，公司需要重新构想竞争环境。

就连硅谷的一些批评者也认为，这种技术改革蓝图过于极端。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几十年来一直主张制定严格的国家隐私法，其执行理事长辛迪·科恩表示：“原则上我不反对，但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很多问题。”

她指出，禁止第三方交易这种做法与一些有效法律相悖，也有利弊需要权衡。比如，人工智能依靠大量的数据集合来训练机器学习程序，这样做目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提议可能会重新定义网络隐私规范，但不会完全改变它。

前Google伦理学者、人道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执行主任特里斯坦·哈里斯说，大多数人“绝不会说医生或律师不应该掌握我们的信息，也不会说他们无法利用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获利。医生和律师反而必须从我们的最大利益中获得收入”。

他主张，与其颁布禁令，不如将医生、律师的和其他职业的受托责任扩大到互联网公司，在法律上约束他们，让他们只为客户的福祉行事。

他还提议对来自定向数字广告的收入征税，该提议得到了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罗默的支持。理论上，此举将鼓励科技公司采用较少依赖个人数据的商业模式，而且税收是累进的，因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有利。

哈里斯将用户数据变现比作化石燃料开采：“这些是最赚钱的商业模式，但也最具污染性。除了对污染者征税，他还提议补贴一些替代能源，也就是那些承诺不激起公愤的平台。”

像麦克纳米这样的科技改革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到行业最重要的环节上。但是曾任职于Microsoft和Apple、现经营科技行业分析网站Stratechery的本·汤普森批评了Apple的新追踪预防政策（Tracking Prevention Policy），该政策比之前的反追踪制度更严格。

汤普森认为，该政策是一种公关手段，会给像他所在的小公司带来不公正的负担。与此同时，他指出，Apple未能公开其更为严重的隐私侵犯行为。

2019年7月，据《卫报》披露，Apple的承包公司因质量控制协议，未经用户同意收听了Siri的部分录音。汤普森写道，“坚称隐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态度”类似于“离经叛道的青年”。

人们越来越担心隐私被侵犯、选举被干涉，科技公司正在诱骗一些替罪羔羊。但是他们使用的算法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科技专栏作家、Facebook前产品经理安东尼奥·加西亚·马丁内斯认为，媒体夸大了定向政治广告的影响。他告诉我，在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之前，每一位科技记者“每年都不得不至少写一次关于Facebook和隐私的文章，而现在是每周写一次了”。

最近《营销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定向广告的研究，研究分析了14家数据代理，发现他们仅有42%的概率能猜对定向消费者的性别，还不如抛硬币，这样起码概率是50%。另一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定向广告的净收入只比随机广告的净收入多4%。

与硅谷的传统观念相反，企业并不需要瞄准消费者来赚钱。这也意味着麦克纳米关于行为操纵的可怕警告也许并不完全可靠。麦克纳米反复重申的观点是，监控式资本主义操纵用户的习惯和选择，破坏了民主，但他的言辞却有效地把主动权让给了科技公司：除非硅谷同意改变方式，否则我们无能为力。

2019年4月某个周一上午，麦克纳米抵达多伦多，在“扎”心之旅中作短暂停留。

我和他、吉姆·巴尔西利一起吃了早餐。巴尔西利是一位亿万富翁兼慈善家，还是通信公司Blackberry（黑莓）背后的加拿大公司的联合CEO，现已退休。Blackberry最近加入了这场技术改革运动。或多或少由于Blackberry的关系，多伦多有时被称为北方硅谷。

2018年夏天，巴尔西利和麦克纳米在乔治·索罗斯的汉普顿庄园会见了其他技术专家，讨论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命运。那年早些时候，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两人都就此给过索罗斯建议。

索罗斯在演讲中称Facebook和Google是“威胁”，并描绘了一幅“极权主义控制网络的画面，而这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

巴尔西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Sidewalk Labs，该公司与Google同为Alphabet的子公司。该公司提议在多伦多海滨“基于互联网”建立一个社区。

该项目的概念性计划包括建造城市广场雨棚那样的“雨衣”，并建造一个隧道系统，供机器人收集垃圾。但是，这个占地12英亩的开发项目的支柱是传感器和其他数据收集基础架构的网络。根据内部Sidewalk Labs泄露的一份内部文件，“大多数负面新闻报道都源于由……巴尔西利……引起的反全球科技巨头的叙述”。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下，科技公司正在争夺位置，而这往往意味着它们要对竞争对手发起猛攻。Oracle关于Android数据收集的警告只是一个例子。

Microsoft经常把自己塑造成年轻竞争者中睿智的长者形象。该公司已经通过了反垄断程序，又由于它不依赖于定向广告收入，它在数据收集方面没有受到太多限制。

在2019年9月份的一次活动中，Microsoft总裁布拉德·史密斯说:“我认为，数据民主化的第一面就是认识到，数据属于个人。2019年1月，Twitter用户无意中发现了Microsoft的“巴厘岛项目”（Project Bali），该项目处于公测阶段，旨在创建一个“数据库”，让用户“可视化、管理、控制、共享”他们的数据，并从中获利（巴厘岛项目网站随后被移除）。

麦克纳米希望利用公司之间的竞争来为公众利益服务。他认为，硅谷处于“信任行业——如果你失去了产品使用者的信任，你就完了。你就再也得不到对方的青睐了”。

而且，尽管他坚称自己的投资者生涯已经结束，但他相信，与消费者需求相结合的监管干预可能有助于创造“下一个大事件”，不仅会给有道德意识的人带来好处，还为追求利润的人打开了大门。

Apple可能是最适合抓住这个机会的公司。在我参加的会谈和会议中，麦克纳米极力宣扬Apple公司保护隐私的立场，和他极力渲染Google的侵权行为一样频繁。他鼓励大家使用Apple的产品。

麦克纳米坚持要求巴尔西利停止使用他的Blackberry手机，转而购买iPhone，这使得与巴尔西利在早餐时的友好氛围变得尴尬起来。“你得扔掉Blackberry手机，”麦克纳米厉声说，“今天就扔掉。”

我问麦克纳米是否有人指责他是Apple的托儿。他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托儿指的是那些编造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的人。Apple公司并非事事完美。但在隐私问题上，蒂姆·库克是真正的领导者。”

与Microsoft的情况一样，Apple的商业模式并不严重依赖于数据变现，公司更容易利用这点宣传自己注重隐私保护。

2019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类电子产品博览会（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场外，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你在iPhone上的操作，只有iPhone知道。”；同年7月，位于多伦多Sidewalk Labs总部上方的一则Apple广告写道:“我们的业务就是不介入你们的业务。”

然而，毫无疑问，苹果将电脑装进我们的口袋，进入了监控时代。研究人员发现，和Android手机一样，iPhone会向第三方发送稳定的个人数据流。Apple也是蓝牙信标（bluetooth beacons）的先驱。蓝牙信标是零售商使用的微型设备，当人们在公共场所走动时，它可以从手机上收集数据。

当一些最知名的维权人士同时也是一些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股东时，技术改革运动可能很难被认真对待。麦克纳米坚持认为Facebook和Google参与了“恶意行为修正”，这听起来像是在宣扬阴谋论。他提出的禁止第三方数据交易的建议可能会导致在错误的地方施加过多压力。

在我们等待早餐送到的时候，我问麦克纳米和巴尔西利，他们是否是给硅谷带来重大变革的最佳人选。“什么？”麦克纳米说着，展开双臂，隔着桌子向我靠过来。“还有谁比参与其中的人更会批评呢?”他接着说，“我的态度是：朋友，干吧。当有更好的批评者出现时，我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为他们加油。”

巴尔西利告诉我，硅谷的坚定分子经常把祖博夫和其他学者视为“学术呆子”。祖博夫是巴尔西利在哈佛大学时的教授之一，她似乎很欣赏这些硅谷的“叛徒”。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麦克纳米和巴尔西利现在终于开了眼界。看到以前科技业内人士在这种结构性转变中加入自己的故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当天晚些时候，麦克纳米计划在多伦多约克维尔区的四季酒店做一个午间演讲。有400名参会者，每人花费95美元，得到了一本麦克纳米的书和一份三文鱼午餐。

我和一位银行CEO聊了起来，她最近意识到自己对Facebook上瘾，再加上道德原因，于是删除了Facebook。她解释道：“我每天都刷Facebook，这样做不好。”

麦克纳米在他的演讲中穿插着他惯常的笑话，引起阵阵笑声。演讲开始几分钟后，他将话题转向了Sidewalk Labs。他告诉听众，他反对智能城市的理由是他坚信Alphabet有风险。

他说：“Alphabet想成为一个政府，但不承担任何政府的责任。”麦克纳米解释道，监控式资本家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这种吸引力只是表面的，最终你会意识到机构和身份依赖于不确定性，因为正是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观众席传来了几句低声赞同。

在问答环节，一位满头银发的女士走近麦克风，说麦克纳米的担忧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她承认自己没有手机，然后说:“我理解隐私问题，但我不够聪明，无法投资并从中获利。”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笑声。麦克纳米笑了。

一位自称“经营企业加速器”的中年妇女想知道如何才能向年轻企业家灌输一种“平衡的资本主义”意识。麦克纳米一边说，一边急切地点头。

他说：“过去，我们让加油站把油倒进下水道，让矿厂把尾矿留在山坡上。之后我们意识到，这样做的外部成本非常高，这样做的人需要承担这些成本。”同样的危机也发生在硅谷。

麦克纳米说，不要被智能这个、智能那个所迷惑。他重复了他常说的一句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将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商机。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做对了这件事，它就会扩散到数百个城市的数千家公司。”

麦克纳米停顿了一下，带着幸福的表情环顾四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路演对我来说这么有趣。”他告诉在场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想找到“能成为解决方案一份子的人”。演讲结束后，麦克纳米走下讲台，已准备前往下一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