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刊微观   作者：张瑜 刘思雯

评价理论视角下

中国国家形象网络媒体话语建构

——基于语料库的

美国民众推特社交平台疫情话语分析

张瑜 刘思雯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考验着各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中国抗疫举措对全球疫情防控贡献突出，但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仍存在偏见和误解。以推特这一西方国家主流社交平台为研究对象，以“China”和“Chinese”为关键词，基于评价理论，抓取并分析2019年9月27日到2020年7月29日之间的美国民众推文。研究发现，随着疫情发展，美国民众的关注焦点从中美贸易、香港问题转为武汉、生物实验室阴谋论等问题，塑造了“防疫不力”“祸水东引”的中国形象，且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华始终持消极态度。美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感、两国制度差异、美国媒体报道失实与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缺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应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和外宣机制的建设，“借船出海”、自上而下改变外部舆论，提升我国对外国家形象构建能力。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网络媒体话语；评价理论；语料库分析；网络爬虫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146-06

一、引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大流行，社交媒体上涌现海量的疫情信息。由于网络社交媒体的特殊性和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政客、媒体的渲染，污名化中国的虚假疫情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且呈爆炸性增长之势。推特作为西方国家使用最广泛的网络媒介，具有时效性强、受众广的特点，其传播的信息对展现国家形象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取量化研究、语料库分析等方法，从评价理论视角出发，利用网络爬虫、文本情感分析技术，探究推特平台上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关注点和中国形象的历时性变化，以及美国民众塑造出的存在偏差的中国形象的深层原因。以期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外宣工作提供实证参考，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依托评价理论的介入、态度、级差三大系统，借助态度系统，结合研究工具AntConc3.5分析美国民众推文蕴含的评价立场。

（一）评价理论概述

评价理论是语言学家马丁（MARTIN）和罗斯（ROSS）在十九世纪末期提出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起源于功能语言学对于人际交往的研究，填补了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赋值语义研究上的空白［1］。

（二）评价理论的构成

2005年，马丁（MARTIN）和怀特(WHITE)在《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语言》提出了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Systems)。如图1所示，评价系统分为三大次系统：介入(engagement)、态度(attitude)和级差(graduation)［2］，其中态度系统居于中心地位，而三个大系统又可分为多个子系统。

图1 评价系统（Martin&White,2005）

态度系统包含判断和鉴赏两个子系统，判断涉及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如夸赞、颂扬、谴责等；鉴赏则是评估事物，例如是否完善、美丽等；态度系统能够反映出说话者对评价对象在总体上的态度倾向，而借助评价系统的子系统，则进一步细分了说话者对评价对象在情感、社会道德、美学方面的具体认知。

介入系统可分为自言和借言，分类依据来源于说话者对于评价对象的认知是否来自于自身，即意见来源的渠道是否单一。

级差系统评估态度介入的程度，包括语势和聚焦两个子系统。语势调节可根据分级的态度范畴的力度，判断为强势或弱势，聚焦是把不能分级的态度范畴分级为明显和模糊。级差系统用于衡量说话者是否聚焦于评价对象。

三、研究方法

推特涵盖全球实时事件和热议话题，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软件之一，具有庞大的群体基础。美国民众在推特上发表的推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我们以“China”和“Chinese”为关键词，对推特当中的热门推文进行抓爬①。

根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确定研究时段为疫情暴发前三个月和疫情进入常态化后三个月，即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7月29日。根据疫情的发展，分为六阶段：(1)疫情前三个月：2019年9月27日—2019年12月26日；(2)疫情第一阶段：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19日；(3)疫情第二阶段：2020年1月20日—2020年2月20日；(4)疫情第三阶段：2020年2月21日—2020年3月17日；(5)疫情第四阶段：2020年3月18日—2020年4月28日；(6)疫情第五阶段：2020年4月29日—2020年7月29日。经过数据去噪、预处理②，我们建立六个美国民众推文语料子库，相关字数统计如图2所示，总字数109,303字。

图2 美国民众推文语料库字数统计表

四、美国民众推文中的中国形象话语建构模式

（一）基于主题词的美国民众聚焦点历时变化分析

本研究根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将研究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利用语料库软件AntConc3.5中排名靠前的十六位主题词，归纳出美国民众推文的焦点，如表1所示。

表1 2019.9.27—2020.7.29

美国民众推文语料库聚焦点表（前16位）

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新冠肺炎病毒暂未在美国大暴发，此时美国民众最关关注的是中美贸易和香港问题。疫情暴发第二阶段是美国民众关注焦点的转折点，从本阶段开始，美国民众重点聚焦于新冠病毒和中国疫情“震中”武汉，开始出现“武汉病毒实验室”和“实验室病毒泄露”等阴谋论。结合时间特点来看，本阶段也是中国疫情最严重、新增确诊数最多的时段，美国民众舆论焦点的转移其实也是全球对于中国疫情关注增长的表现。

疫情暴发第二阶段，美国民众开始使用新冠疫情的暴发地武汉作为污名化手段攻击中国，并抹黑中国形象，但是从词频可以看出，本阶段的抹黑程度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污名化中国的现象就越发严重，并于第三阶段达到顶峰。

疫情暴发第三阶段开始，开始出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涉及种族歧视的侮辱性文字，而且疫情暴发的第三到五阶段，美国民众关注谁应该为疫情负责，并且都持续认为中国应该为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负责。

（二）基于态度系统，“China”相关高频形容词历时变化分析

我们利用Python3.7选取出与“China”搭配频率最高的前二十位形容词，并根据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进行分类，详情如表2所示。

表2 2019.9.27—2020.7.29

美国民众推文语料库

观察表2可以发现，在疫情暴发前三个月和第一阶段，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在新疆穆斯林问题、香港黑暴事件和中美贸易。在两个阶段鉴赏多于情感和判断，在穆斯林问题上“new”（新的）和“bad”（糟糕的）是形容捏造的新疆穆斯林遭遇了非人待遇，甚至又遭遇了新的虐待，而“silent”（沉默的）表示决不能对中国的所谓“暴行”保持沉默；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民众多次使用“free”（自由的）来美化香港暴徒的行为，“national”（国家的）和“military”（军队的）则是描述中国派遣军队去镇压香港人民；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多使用正面词汇来形容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如“historic”（有历史意义的）。

在疫情发生的第二至第五阶段内，美国民众的关注基本聚焦于新冠疫情，在这一时间段，判断与鉴赏较多，情感较少。此时美国民众用“faulty”（有错误的）、“accountable”（有责任的）、“dangerous”（危险的）等词汇构建负面的中国形象，且认为中国应该对新冠疫情负责；使用“global”（全球的）、“public”（公众的），“entire”（全部的）等词汇给疫情的严重性定性；“strong”（坚强的）则是表示支持香港暴徒的“追求自由”行径，他们认为中国对于香港人民和新疆穆斯林的打压和暴行是“明显的”（clear），呼吁更大程度的自由。

（三）基于印象词云和AntConc3.5检索行分析

我们通过AntConc3.5索引行的分析，发现美国民众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历时变化为：“无人权”“恐怖分子”到“罪犯”“不负责任的国家”最后发展为“疫情的罪魁祸首”。

1.在疫情暴发前三个月和疫情暴发第一阶段：从新疆穆斯林问题、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多方塑造“无人权”“恐怖分子”中国形象。

图3和图4是根据“China”的高频共现词做出的印象词云，通过词汇使用频率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

图3 疫情前三个月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图4 疫情第一阶段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根据介入系统，在新疆穆斯林问题上，多数美国民众在这两个阶段的推文属于借言中引用外部生源的“插入”。根据检索“terrorist”和“Muslims”的具体使用发现，美国民众引用“China is terrorist”(中国是恐怖分子)和“China kills Muslims”（中国杀害穆斯林）话题，使用对于中国的“控诉”和对新疆穆斯林的同情更具客观性的表述方式。这类推文中多次出现“sad”（令人难过的）“cage”（囚笼）“crime”（罪行）等词汇，将中国构建成所谓的“施暴者”形象，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需要大家的“援助”。此部分突出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情感属于“不安全”和“不满意”范畴。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民众抨击中国“无人权”，认为中国只是口头表明香港是自治的。“Same govt says #HongKong is autonomous,but blocks entry to those critical of Chinese govt.”③

在中美贸易方面，美国民众最关注的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推文：“One of the greatest trade deals ever made!Also good for China and our long term relationship…and we are now in a great position for a Phase Two start.”④

“one of the greatest”（最伟大的之一）属于极差系统中语势子集中的“强势”范畴，表明了推文作者在强调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重要性。同时“a great position”（一个良好地位）显示出推文作者对于美国在中美贸易阶段的自信态度，暗示中国处于贸易劣势地位。

2.疫情暴发第二、三阶段：美国民众以新冠肺炎疫情和暴发于武汉为理由，污名化中国形象——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见图5、图6。

图5 疫情第二阶段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图6 疫情第三阶段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美国民众多次使用“China’s Chernobyl？”（中国的切尔诺贝利？）、“concerns”（担忧）等词，反映出对续上升的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关注和担忧，这一部分突出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受。

查询“China”和“coronavirus”具体共现句子：

推文一：“China has been lying…they said it originated from a seafood market…Wuhan has level 4 super-lab that works with world's most deadly pathogens including caronavirus.”⑤

推文二：“Brave Chinese video journalist Chen Quichi has reportedly disappeared after reporting on the Coronavirus…By silencing journalists,Beijing is showing they'd rather hide a health crisis than seek truth from facts.”⑥

美国民众塑造了“lying”的（说谎的）中国形象，并且认为“中国政府通过让记者失声来隐瞒事实”，“must”(必须)一词表现出美国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愤怒和批判。

对于疫情暴发地武汉，美国民众认为武汉是中国疫情“epicentre”（震中），同时猜测“supposedly biological weapons labs in China's Wuhan!”（中国武汉有生物武器实验室!），并且使用具体数字数量化新冠病毒的威胁力，也正是从本阶段开始产生了中国疫情阴谋论和“病毒泄露”等言论。

在疫情第三阶段，新冠肺炎病毒被污名成了“China virus”（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和“Wuhan virus”（武汉病毒）。且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正在传播美国应该为新冠肺炎疫情负责的信息，又直指中国才是真正的“罪犯”（culprit），塑造了一个“甩锅”“不负责任”的中国形象。

3.疫情暴发第四、五阶段：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抗疫措施表示失望，但仍塑造“疫情的罪魁祸首”的中国形象，见图7、图8。

图7 疫情第四阶段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图8 疫情第五阶段美国民众中国印象词云

疫情第四、五阶段，疫情在美国失控，美国民众质疑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措施，且认为特朗普和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影响了他对于疫情的判断。例如推文“THREADThe news that Trump is in deep debt to a state-owned bank in China-a bill that comes due during the next president's term-sheds some light on a seeming puzzle：why does Trump keep praising China's leader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gets worse?”⑦此条推文属于介入系统中“语义扩展”范畴。推文作者期待一种早已预知的答案，而这种答案不是通过断言来实现，而是通过问句的形式引发潜在的读者说出答案，进而隐晦地表达对特朗普的批评。

在疫情问题上，一方面，美国民众依然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负责。如推文：“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lowed the coronavirus to spread across the world.Their lies and cover up cost countless American lives and livelihoods.We need to empower Americans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⑧推文作者使用“accountable”（有责任的）“lies”（说谎）“countless”（无数的）等词汇批评中国在疫情问题上撒谎，认为中国应该为美国疫情负责。

而另一方面，有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不应该污名新冠肺炎病毒为“中国病毒”，例如“If you insist on calling Covid “Chinese Virus” because it originated in China,then I’m gonna start calling you by your indigenous name.”⑨

但是从使用情况而言，更多的推文作者更倾向于直接使用“China virus”“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并且用“threat”（威胁）、“blatant human rights abuses”（公然侵犯人权）等词语表明对于中国的负面态度，认为中国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威胁，上述表达突出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情感属于“threatened”（受到威胁的），以及“不满意”范畴。

（四）基于文本情感分析的对华积极性和主观性探究

通过Python3.7的TextBlob包对语料库中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得出美国民众态度的积极性与主观性数值，结果如图9和图10所示（均保留三位小数）⑩。

图9 美国民众推文情感分析积极性图

图10 美国民众推文情感分析主观性图

图9和图10反映出美国民众推文的积极性和主观性随时间变化浮动小，研究时段内的波动分别不超过0.05和0.02。积极性在疫情暴发后有轻微的下降，主观性几乎持平。总体而言，美国民众所发表的与中国相关文字的积极性和主观性处于较客观且态度偏中性水平，即在研究时段内，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聚焦点虽然转变较大，但是对华态度总体呈现非常低水平的积极，且积极和客观程度并未因疫情的暴发呈显著变化趋势。

五、美国民众构建中国形象深层原因分析

上文具体分析了美国民众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接下来我们将试着从两国文化、政治制度和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差异探讨负面中国形象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美利坚的民族优越感——自称“上帝的选民”

借助经济和军事的优势，长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常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宗教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清教主义是美利坚民族优越感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早的清教徒，是为逃避宗教迫害的北美殖民者。他们自认是受上帝的引导，来到荒凉的土地建立自己的自由家园。他们就以宗教的名义，深深植入了“美国优先”的价值理念，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要在全世界履行上帝的使命［3］。傲慢不逊的美国人，在主观上缺乏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积极性，误解恰恰来源于无知。

（二）两国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

美国认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容易衍生出具有攻击性的对外政策。西方对外决策理论认为，国家内部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会影响一国的对外行为模式，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导致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对外决策模式［4］。中美政治制度差异造成的不同决策机制影响了美国人对于“民主”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美国人眼里，这是权力制衡匮乏的表现，进而导致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在事务决策方面缺乏约束机制，有“不民主”“侵略性”的对外倾向。

（三）美国主流媒体长期报道失实

美国主流媒体存在长期对华失实报道的问题，在许多敏感话题上，对中国采取断章取义、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报道。比如在新疆问题上，美媒曾多次不顾事实地污蔑中国实行种族清洗。以《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8日的报道——This Is Not Dystopian Fiction.This Is China.（这不是反乌托邦小说，这是中国）为例，文中多次使用“匿名的中国官员向《纽约时报》泄露了大量文件，揭示了这种现代极权主义洗脑行为”等无可靠来源信息抹黑中国。媒体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存在于每一篇国际新闻报道和每一次国际传播媒体行为中，可以说所有的对外传播媒体肩负着国家形象建构的使命［5］。故美国媒体的失信和失实直接导致并加剧美国民众对华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差。

（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完整

清王朝晚期的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政策，大幅度减少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在各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在外宣工作上，缺乏适合出口的“观念”为贸易产品提供支撑，缺乏能够建立国际互信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6］，我国的话语供给处于失衡状态，无法占有国际话语优势。美国作为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大国，它利用绝对主导下的话语霸权以及英语在世界范围通用的优势，已经长期构建了负面的中国形象。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构建出一套完善的对外话语体系，以致于真正的“中国声音”并未能被美国民众所听见。

六、结语

综上，结合美国民众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关于中国的评价言论，从评价理论视角出发，运用文本情感分析等方法揭示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并对其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客观分析。从有关情况来看，改善国家形象的迫切性和系统性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面对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西方强势霸权，我国国家形象传播要做到不卑不亢，多措并举增强自我认同［7］。我国应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和外宣机制的建设，把握“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传播中国疫情防控故事。不仅官方发言人和传统媒体要“借船出海”，利用脸书、推特等主流社交平台发声，引导新型媒体积极参与中国形象的构建，从民间自下而上地改变外部舆论环境，不断改善和消除中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刻板印象，构建真实、积极、正面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注释：
①在获取推文的过程中，本研究使用不区分大小写的“China”和“Chinese”作为关键词对热门推文进行筛选。这里指的热门推文是被转载过或被收藏过的推文。此次研究针对美国民众，故将用户的地理位置设置美国的城市范围。
②预处理指在地理位置上限制筛选后，将获得的原始数据中“用户名”中含非英文字符（不包括表情）或“China”或“Chinese”的用户认定为非美国民众，删除其所发的推文。完成之后，对语料库进行过滤，删除无关信息，只保留文本，并且过滤掉文本中的html链接、@人名，以此进行数据清洗。
③“这是同一个政府，它宣称香港是自治的，但阻止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进入香港。”
④“史上最伟大的贸易协议之一!这也有利于中国和我们的长期关系……我们现在处于良好的地位，可以开始中美贸易第二阶段。”
⑤“中国一直在撒谎……他们说它来自一个海鲜市场……武汉有四级超级实验室，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病原体，包括新冠肺炎病毒。”
⑥“据报道，勇敢的中国视频记者陈秋实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后失踪……通过让记者闭嘴，北京表明他们宁愿隐瞒健康危机，也不愿实事求是。”
⑦“特朗普欠下了中国一家国有银行的巨额债务，这一账单将在下届总统任期到期。这一消息揭示了一个看似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之际，特朗普一直称赞中国领导人？”
⑧“中国共产党允许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他们的谎言和掩盖让无数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计。我们需要让有能力的美国人追究中国的责任。”
⑨“如果你坚持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因为它起源于中国，那我就开始用你所在地的名字称呼你。”
⑩polarity值体现文本积极性，取值范围为［-1.0,1.0］，-1.0表示消极，1.0表示积极；subjectivity值体现文本主观性，取值范围为［0.0,1.0］，0.0表示客观，1.0表示主观。
参考文献：
［1］康俊英，陈晨.评价理论视角下政治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以《华盛顿邮报》关于中美贸易战报道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8).
［2］MARTIN J.R.,WHITE,P.R.R.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3］吴倩.“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优先”价值理念的比较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
［4］张丽君.“中国威胁论”：美国对中国偏见“意象”的生成［J］.探索与争鸣,2011(3).
［5］王梦宇.后疫情时代媒体建构国家形象的创新路径——基于53位英文国家受众的研究［J］.现代出版,2021(3).
［6］EL-SHAHAT S.China needs to sell its dreams to an increasingly skeptical world［DB/OL］.Global Times.(2013-05-14)［2020-07-01］.
http://www.globaltimes.cn/cantent/781570,shtml.
［7］匡文波,马茜茜.后疫情时代改善与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媒体传播策略［J］.新闻与写作,2021(5).
作者简介：张瑜（2000—），女，汉族，广东梅州人，单位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英翻译。
刘思雯（2000—），女，汉族，河北沧州人，单位为山东大学（威海）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本文原载于《西部学刊》2021年第17期）